珍 惜　——丛喆

　　2003年在我的记忆中，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，那年我工作正好满十年。那之前，我安安稳稳、按部就班地过着每一天，直到那场瘟疫蔓延全国。“非典型肺炎”，我们习惯上称之为“非典”，“SARS”，在那一年引起了国人的恐慌。

　　瘟疫最初是在广州流行起来的，开始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，因为当中央电视台最初报道非典型肺炎在广州流行时，人们更多的是在关注美伊战争。即使象我这样一个搞动物病毒学研究的技术人员，也没有把这场疫情和自己联系起来，我想这更多的是医院和疾控中心的事。每天不过是督促家人和孩子勤洗手、多开窗通风、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关注着疫情的发展。况且广州离北京相去甚远，我从没想过会马上就传过来的，医学那么发达，小小的“非典”应该不会兴风作浪。

　　然而这一次我错了。很快，“非典”就由广州传到了北京，北京迅速成为重灾区。2003年的春天的北京，满大街都是戴口罩的人，纱布口罩、一次性医用口罩、3M口罩，各式各样。人们宁愿相信，那一层口罩就可以把他们和那可怕的病毒隔开，他们就安全了。可人们内心还是惶恐，从对视的眼神里就能看出来，除了警惕还是警惕，好象身边的每个人都是“毒王”。公共汽车、地铁从没这么安静过，人们都不说话，只有呼呼的风声从耳畔吹过。有人说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，我说：“这比战争更可怕。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，现在是既不知己更不知彼，SARS完全是一个隐形人。”我们实验动物研究所，一直以来以实验动物为研究的主体，在疾病动物模型研究方面有丰富的经验。拥有当时全国第一家大动物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。正是这个第一，让我们责无旁贷地担当起建立SARS动物模型的重任。一夜之间，我们站到了风口浪尖上。

　　大约是三四月间，当时全国的气氛已经十分紧张。出于对病原危害的考虑，只有少数几个人被允许进入实验室。所长秦川教授带头进入实验室。由于人手少，我们每个人都是身兼数职，饲养动物、清理粪盘，采集样本，给动物测量体温，在这里不分男女，不分职务高低，每个人都是饲养员，动物管理员。标本到了，我们又是实验员，小心翼翼地处理每一个样本。说来容易，可你别忘了这是在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，是一个全封闭负压的实验室，本来就是负压，还要穿双层隔离服、帽子、厚厚的专业口罩、以及双层乳胶手套，戴上护目镜，穿着胶鞋，一身防护装备穿下来，就已经是微微出汗了。在这里操作要格外小心，要按相关流程处理标本，分离血清做免疫实验，分离血浆提取核酸，其他标本如组织、咽拭子等都得一一处理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分析和实验。在实验室里全副武装、行动迟缓，干活不像平时那么快，更加上空间、仪器设备的限制，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是很平常的事。出来时，常常是汗流浃背，头发贴在头上，一点儿型儿也没有了，脸上是口罩勒出来的很深的印记，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。还记得接受《嘉人》杂志采访时，他们要给我们课题组照张集体照。等我和蒋虹做完实验从实验室出来时，已经傍晚了，当我们带着满脸的印儿来到记者面前时，他们犯难了。化装师给我们打了厚厚的粉底，才凑合着照了照片。

进入P3实验室准备做实验

　　俗话说，一个好汉三个帮，这话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的了。别看我们只有十几个人，可有几十个人为我们忙前忙后。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，其他同志就自然而然地承担了我们的工作；当我们从实验室出来，就有盒饭、饮料、牛奶、水果送到手上；张汉军师傅每天清洗消毒，高压，不叫苦，不叫累，把洗好的防护服熨烫平整，叠好放在更衣室内，每当我们穿上干净的防护服时，都会由衷地说一声，“张师傅真好。”还有后勤田师傅、华师傅，从实验室运行的那一天起，他们就没睡过一天好觉，轮流值夜班，以保证实验室的正常运行。

　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不知不觉已经七年了，时间虽然悄悄地抹去了我们的记忆，包括曾经的苦难，但非典的经历仍然会时时提醒我们，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和宝贵。好好珍惜吧，珍惜生命，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，珍惜为生命而工作的每一天。

　　【作者简介】：丛喆 主管技师 从事实验动物技术工作 1993年8月到研究所工作